（二）国家成本的发展机制

　　国家保护和履行产权需要社会成本。这种成本主要包括物质成本、制度成本、塑造意识形态的成本。其原因来自国际、国内两个方面。

　　1、国际上，国家需要应付来自其产权边界之外的军事威胁。这需要国家供给公共物品（国防），例如中国古代国家修建长城、把匈奴民族大部赶出亚洲、[156] 把突厥民族赶到中亚西部[157]等都是国家供给公共物品的行为。实时支付的制度成本包括创建和维护制度的成本。预期的制度成本包括国家凝固的现存制度为后续的制度变迁带来的成本。后者对国家发展的影响更大。例如，为了集中军事资源，中国古代国家限制商业阶层控制、经营社会资本。冷兵器时代战争工具非常单一（冷兵器、战马、食盐、粮食等等）。国家只要能够控制食盐贸易、土地、人口，就可以赢得对外战争。商业的发展总体上无益于配置战争资源。也就是说，国家维护的产权制度不需要发达的商业活动减少交易成本。总体上，商业限制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是有利的。但是，这增加了国内资源的交易成本，限制了产权制度的创新。[158] 和制度成本一样，构建意识形态的成本也有两种，而且也是第二种对国家发展的影响更大。为了减少界定和履行产权的成本，国家有必要发展一种抑制“搭便车行为”的意识形态。原因在于：很多私人产权的界定是不经济的。有一些则根本无法界定私人产权，例如国防。为了鼓励部分人（尤其是士兵）支付成本为全社会购买这个公共物品，国家必须发展一种抑制“搭便车行为”的意识形态。于是中国古代国家发展了一种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它不但能够“促进一些群体不再按有关成本与收益的、简单的、享乐主义的和个人的计算来行事”，而且扭曲了人们的世界观：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个人可以付出一切，包括容忍效率低下的产权制度，也包括抑制个人经济自由、扭曲人性。[159] 这种意识形态严重束缚了经济制度的创新。俄罗斯也存在这三方面的成本。例如，意识形态方面，改革派对文化的批评表明俄罗斯历史上发展了和古代中国类似的意识形态。俄联邦总统顾问、总统信息分析中心主任A.拉季托夫1992年指出：俄国文化是一种“带着面具的”文化：“近几十年来，它装扮成欧洲的文化，但保留了自己未受影响的本质，它的基本准则就是不尊重人和否定一切新生事物。”[160]

　　2、在国内，国家必须建立机构监督产权的履行、处理产权纠纷。这就产生了维护产权的经济成本。同上，制度成本不仅仅体现在创建制度的经济投入上，而且体现在制度刚性上。前者是实际的支付；后者导致预期的支付。在国内维护产权的制度安排一旦形成，其就会产生制度刚性。随着物质技术要素、其它制度要素的改变，国家维护的产权制度可能变得效率低下，但是上述制度刚性会增加产权制度变迁的成本。事实上，除非制度变迁为他们带来更多的寻租机会，官僚集团会努力凝固原有的产权制度。某些国家还会通过有特色的制度安排把制度刚性增大。例如，中国古代国家依靠军事征服扩张产权边界。一方面为了补偿参加、支持军事征服的利益集团，国家必须废除被征服地区的土地产权，把大量土地分配给这个利益集团。[161] 这鼓励了奴隶主和地主所有制。其土地产权初始配置的方式往往是按照军事贡献、身份、职位级别在不同层次上向特权阶层平均分配土地。另一方面，为了迅速使得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国家必须通过成本最低的方式向平民平均分配土地。因此，不仅特权阶层，平民也会企图凝固现存制度。在国内，国家同样有必要发展一种抑制“搭便车行为”的意识形态。

　　这些成本的效用在于界定和维护产权，为统治集团创建获得租金的制度安排。但是当统治集团希望通过制度创新把租金最大化时，制度刚性增加了制度变迁的成本。另一方面，产权分配制度、意识形态还能支持平民的现世主义，鼓励他们把资源压力、文化危机转嫁给子孙后代。[162] 这一切都成为制度变迁的障碍，使社会陷于停滞。社会停滞能够产生制度整体性变迁的压力。其原因在于：一些社会要素需要国家经济持续增长。例如：对邻国的比较军事优势、人口增长[163]等。国家可以通过扩张产权边界、推行局部变革不断化解这种压力。但是，很多国家整体的社会制度可能存在抑制制度变迁的结构性缺陷。在这些国家，上述压力将增长到一个临界点：整个国家的社会制度被迫重新进行调整。这时，经济、制度、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会全面爆发。临界点之前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往往存在更大的成本障碍，新的制度安排需要保存很多旧的制度要素，对产权的保护更不稳定、明晰。也就是说制度创新本身是不彻底的。这符合中国的情况。临界点之后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往往存在更小的成本障碍，新的制度安排完全放弃旧的制度要素，对产权的保护更稳定、明晰。也就是说制度创新本身是彻底的。俄罗斯就是前苏联全面的社会危机爆发之后进行改革的。这就解释了中俄土地产权初始配置为什么存在上述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