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被凝固的制度要素。中国社会不稳定的一个根源在于：很多利益集团企图凝固的制度要素往往强迫他们否定这些制度要素的合法性基础。但是，如果不通过制度变迁凝固这些制度要素，社会经济就会缺乏效率。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国家必须通过制度变迁改变合法性基础从而凝固这些制度要素，或者必须通过制度变迁消除利益集团凝固这些制度要素的期望、打击他们凝固这些制度要素的努力，从而维护那些合法性基础。国家的上述两种选择都会改变利益分配关系、影响社会安定；国家不作为，制度不经济问题就会日益严重。于是，国家就会面临一个作为与不作为的两难选择。但是，通过发展家庭农场经济，国家可以创造一个利益集团：他们希望凝固的制度要素要求他们维护这些制度要素的合法性基础。这样国家就可以回避上述两难选择了。这个集团就是家庭农场所有者。他们希望凝固的主要是私有产权制度、契约自由制度。其合法性基础不会是集体经济组织、各级地方政府提供的。任何一个中央政府也不能提供这个合法性基础。最可靠的提供者是法律。法律提供合法性基础的时候不仅仅是确认私有产权制度、契约自由制度，它还可能提供行政诉讼、司法审查等救济措施。因此家庭农场所有者可以运用这个合法性基础对抗不同地域的行政行为，还能对抗不同中央政府的各种法律文件，从而把私有产权制度、契约自由制度凝固起来，使其适用于全国各地、不同政府的各个统治时期。由于凝固上述制度的前提是维护和平、法治、理性，所以家庭农场主导农业经济的社会中，长治久安就有了更大的保障。

　　六、动力机制

　　下面，我们应用产权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分析两国制度变迁的合理性、必然性。上文讲到，人类历史上，产权发生过两次根本性制度变迁。它们导致了《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所讨论的两次经济革命。[154] 其中，第一次经济革命的最大成果就是国家的产生。该书还揭示了国家产生、发展的机制。其基本假设是：经济人追求最经济的产权保护。由于国家能够提供一种最经济的产权边界扩张模式，使得产权保护单位（国家）在新的制度、物质技术、意识形态集合中能够产生规模经济，[155] 所以国家能够提供这种最经济的产权保护。国家的这个制度禀赋决定了国家发展的三种机制：国家规模经济的发展机制、国家成本的发展机制、国家功能的发展机制。这三种机制能够解释两国制度变迁的合理性、必然性。

　　（一）国家规模经济的发展机制

　　为了减少界定产权的成本，也就是减少维护国家这个制度工具的成本，地理屏障很自然就成了产权的屏障。在那里各个国家划定了疆界（产权边界）。例如：俄罗斯控制了地理屏障包围的伏尔加河流域，然后逐步扩张到整个西伯利亚。中国奴隶制国家的统治区域主要位于地理屏障包围的黄河中下游。随着武器和作战艺术的改进，国家维护产权的能力得到了增强，缺乏大山阻隔的长江天险逐渐丧失了作为产权边界的功能，集权国家的统治区域于是继续向中国南方扩张。造价昂贵的长城（人工的产权边界）、在边疆的驻军（一种界定和维护产权的成本）暂时维护了经济增长。但是连绵大陆上奔驰而来的骑兵仍然屡屡破坏产权的稳定。国家周边地区日益膨胀的统治力量随时都可能从相对封闭的盆地、山谷、高原把军事威胁沿着河流、陆地扩张到中国古代集权国家的统治区域。因此除非国家产权边界进一步扩张，社会经济增长就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于是历代集权国家通过对外战争不断扩大国家规模。除了军事能力的增长，国家与周边地区贸易、文化的交往也能够降低国家维护更广大区域产权制度的成本。经济人将发现让一个更大的产权保护单位元（国家）控制更大的区域会产生规模经济。因此，在俄罗斯、中国统治区域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中，由统一的国家维护广阔区域的产权制度，对经济人是更有利的。因此，中国在东亚地区划定如此巨大的产权边界，不是古代国家恶性或者随意扩张的结果，也和偶然性继受、爱国主义毫无关系。这一切都是产权自我进化的结果。也就是说，产权是自我规定的。它有内在的合理性，有自身的发展逻辑，不是单纯被主体意识随意设定的。但是经济人可以按照产权内在的发展逻辑对制度进行选择。经济人的选择也就是社会理性的选择。这个选择的基础是：被选择的制度具有合目的性。俄罗斯的情况也是如此。虽然中俄两国统治区域产权保护单位的单一性是符合规模经济要求的，但是大国发动、实施有效率的土地产权初始配置存在巨大的成本障碍，平均土地产权于是成了唯一的选择。这就解释了中俄土地产权初始配置为什么存在上述共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