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经济增长。我们从中俄三类农业企业的产权结构开始进行有关的分析。在俄罗斯，合股型、有限责任合伙型的集体农场主要是建立在私人股份（混同在一起，没有任何物理边界）所有人的合伙关系上的。俄罗斯法人型的集体农场则对其经营的土地享有法人财产权。和中国的公司一样，一旦私人土地股份入股，这些法人型的集体农场就对入股的土地享有所有权了。在合伙型农场中，共有产权的行使有赖于经理阶层（主要是原来国家、集体农场的官员）的决策；收益的分配也是如此。法人型集体农场中，股东同样必须通过代理机构处分法人财产。家庭农场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于单一的自耕农或者家庭。中国的情况和俄罗斯基本类似。差别主要在于：中国各类农业企业的权利基础是农户对土地的私人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在诺思看来，假设国家是中立的，那么在现有物质技术条件、信息成本和未来不确定性因素的约束下，在充满竞争和稀缺的世界上，提高农业产出的、成本最小的制度安排是有效率的。这个制度安排的主要变量是产权。以上三类农业企业的产权基础可能相同，但是产权的实现形式、企业的组织结构却不同。这些制度要素能够影响到企业规模的选择。我们知道：决定制度安排效率结果的主要物资要素是组织生产活动的企业的规模。企业规模的选择取决于三个条件：企业存在的基本条件：MC

　　2、外部性。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农业生态环境的优化已经成为评估农业增长效果的新指针。在这方面，以上三类企业中，仅仅家庭农场能够在实现物质产出增长的同时，总体上提高农业生态环境的品质。下面我们根据异化理论对此进行一些分析。在英美法理论中，财产权可以分割成许多部分。由于资源提供了人们多方面的选择自由，因此不同部分的财产权就使权利主体拥有不同方面的选择自由。[136] 财产权就是一组权利主体自由行使并且其行使不受他人干涉的关于资源的权力。“不受他人干涉的选择权通常称为‘自由’。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财产定义为法律制度，它把一组关于资源的权力分配给人们，也就是把在资源上的自由给了人们。”[137] 在完全分权化的自然状态中，这种自由不需要国家的“背书”：产权的行使是有个性的，是由主体意识自由规定的；私人维护产权的形式是自力救济。产权制度的第一次根本性变迁体现在产权授予、救济形式的变迁上：它丧失了个性、成为国家赋予的权利、只能获得公力救济。德姆塞茨认为，国家对产权的“背书”促进了私人生活的效率：“一个由自由人组成的社会，可以看作允许国家采取行动来界定、实现私人权利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的自由要小于完全分权化的社会，这是因为国家要行使其职能，必然要控制资源并实行强制。国家要有效地行使职能，就需具备侵犯私人生活的权利。如果国家行为受到禁止，人们也许会更为自由，但这并不现实，因为一般地说，通过国家行为，比纯粹依靠个人行为，能更有效地实现私人生活。”[138] 其原因在于：国家有两方面的目的：它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使全社会的总产出最大化，从而增加国家税收。[139] 尽管这两个目标经常相互矛盾，但是除非整个国家的产权结构严重缺乏稳定性，从而导致统治地位的争夺主导历史进程，[140] 国家对产权的“背书”往往比完全分权的自然状态更能促进个人自由。但是一经“背书”，产权就被异化了。它具有了不受权利人控制，并自我发展的特性。其自我发展的结果可能抑制、剥夺个人自由。[141] 产权制度的第二次根本性变迁体现在经济组织中产权自我实现形式的变迁上。首先是法人制度赋予一个拟制的法律人以财产权。此后，现代企业制度又赋予产权以联合、扩张的组织制度基础，使它能够控制任何类型的资源；能够组织、管理或者控制数量无比庞大的自然人。事实上，一旦产权按照法人、现代企业制度被组织起来，它就不可能被任何自然人的意志所支配。它将把创造、维护它的企业组织变成自己的工具，强迫这些组织为它的扩张奋斗不息。这种描述符合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在黑格尔哲学中，产权制度应当是客观精神的一部分；它支配主观精神的发展。博弈论则可以对上述描述进行这样的阐释：由于自然人被组织到企业中，通过企业竞争获得生存的物质条件，所以，尽管限制企业规模的极度扩张、减少物质消费、促进私人生活的全面发展可能是对全社会有益的制度选择，但是首先参予变革的人将被剥夺生存的物质条件，坐享变革成果的人则会成为搭便车者。因此，除非全社会能够达成并履行制度变革的契约，产权在企业组织中的极度扩张就永远无法得到遏制。其实博弈论仅仅分析了产权自我实现形式的发展前途，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则间接提出了个人被产权所异化的价值判断。人的本质在于其超越性，在于他是自由的。产权实现形式的变迁使得个人丧失了他在资源上的某些自由。他只能服从产权扩张的既定逻辑，却无法改变、驾驭它。除非国家介入，产权在这类企业中的扩张可能疏离最基本的人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