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7] 1541年至1871年，英国夫妇的平均生育率年年都不超过3.2个，有些年份，仅为1.8个。由于人口死亡率较高（例如：1730年达到了33.4%），英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非常低，“人口再生产维持在世代更替的水平，1730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参照彭松建，《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页3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的生育率一般超过5，远远高于英国。“在人民生活最为贫苦的1960年－1970年间，中国生育率仍然在5－7.5之间。”参照杨子慧，《计划生育在中国》，页68，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

　　[148] 北宋大观四年（1110年），全国有4673万人。由于战争，元初人口减少到1000多万人。社会稳定下来后，继承制度成了人口增长的助推剂。元朝至元27年（1291年），人口则迅速增加到4000万以上。清朝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例如：清朝顺治12年（1655年），全国仅有1403万人。但是到1741年，全国人口增加到14341万人；1762年，增加到20047万人；1840年，增加到41291万人。“中国在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上半叶，创造了世界20世纪前60年的人口增长速度，比世界人口‘提前起飞’一个半世纪。”共产主义公社维系的产权制度（包括分配制度、继承制度）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快速的人口增长。“1949至1970年，中国人口增长率超出‘干隆盛世’时期一倍。”本注中的继承制度主要是身份继承制度。参照孟繁华，前揭注52，页19-25.

　　[149] 生育活动的经济分析，参照彭松建，《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页264：“边际孩子的效用”；页267：“孩子的成本与效用”；页272：“生育的经济决策”；页334：“孩子质量的成本及其影子价格”，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150] 集体经济组织可分配的耕地存量不断减少，但是人口在增加。重新分配土地时，人均土地份额会减少。中国户均耕地的减少情况，参照迟福林，前揭注11.

　　[151] 中国农村的宅基地都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农民仅仅有使用权。

　　[152] 参照《人民日报》1981年6月16日发表的文章，《计划生育结合承包制》。对超生家庭在分配土地产权、安排就业、分配住房、子女入学、行政罚款等方面的政策，参照李华、杨泉，《最新计划生育实用百科》，页132，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

　　[153] 它也是地方官员侵犯私人生活、获取政治租金的工具。一些外国政府、国际组织官员并不知晓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具体实施方式。他们往往对上述政策持赞同意见。例如：一些国外官员称赞中国是“全世界生育率下降最快的国家”。参照杨子慧，前揭注147，页66。

　　[154] 参照（美）道格拉斯·C·诺思，前揭注61，页232。

　　[155] 诺思认为：“国家为获取收入，以一组服务-我们称之为保护-与公正作交换。由于提供这些服务存在着规模经济，因而作为一个专门从事这些服务的组织，它的社会总收入要高于每一个社会个体自己保护自己拥有的产权的收入。”这里的“社会个体”可能是一些小国家。由一个更大的国家消灭这些小国，国家的规模经济也会增大。参照（美）道格拉斯·C·诺思，前揭注61，页23。

　　[156] 公元前第9和第8世纪时，匈奴被中国人称为严狁。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古代国家已经开始和匈奴展开无休止的战争。春秋、战国、秦朝时期，中国北方的长城就是主要为防范匈奴人而建。由于汉朝对匈奴人的猛烈攻击，匈奴人的大部分被迫西迁。公元4世纪，匈奴人三次大规模进攻欧洲的哥特人、罗马人等，在多瑙河中游地区建立了统治中心。公元468年，匈奴人进攻东罗马帝国失败，匈奴民族在欧洲的历史记录就此终止了。此前，460年前，匈奴的余部在前赵、北凉、大夏全部灭亡。匈奴作为一个民族在亚洲历史上的记录也消灭了。但是，现在匈牙利的统治地区居住着大量匈奴人的后裔。在中国，匈奴族已经完全消失了。参照林斡，《匈奴通史》，页260，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