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博弈论对于分析默示垄断协议的作用，Thomas Piraino [56]认为博弈论解释了企业如何在市场中利用信号(如价格提前公布、与其他寡头市场中的企业沟通)，以及企业如何借此规避谢尔曼法并将价格提高到竞争水平以上。Piraino还进一步建议采取“目的原则”规制寡头行为，即建议法院审查在涉案产业中类似发布信号行为的原因，调查企业发布信号背后的目的，并仅仅制裁那些缺乏合法、促进竞争的商业目的的行为。如果存在合理的、非共谋的原因，则法律不应当惩罚这些行为。Piraino认为这种进路使法院集中于审查被告的目的和动机，即主要“依靠联邦法院的分析能力，而这正是法院所擅长的。” [57]然而，运用这一原则时需要注意的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商业行为都能够为自己找到充分的合法目的，因而法院还是需要结合其他进路对相关情况进行分析。

　　(四)小结

　　解决寡头垄断市场的默示垄断问题对于反垄断政策的有效性、一贯性及合理性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企业可以通过掩盖自己的违法行为，或利用法院不重视经济证据的态度成功地逃避法律责任，这样的反垄断政策是有漏洞的，需要加以完善。

　　波斯纳则提出通过经济分析方法解决默示垄断协议问题，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值得研究和借鉴的理论依据。然而，对于波斯纳的观点也不应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关于特纳和波斯纳的争论，美国司法界和学术界都迄今还没有定论。第3巡回法院在平板玻璃案中试图调和特纳和波斯纳的观点。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没有完全遵循第11巡回法院的观点，而是部分地采纳了波斯纳在玉米糖浆案 [58]中提出的方法。法院指出，该产业高度集中，并且是一个“典型的倾向于努力维持超竞争价格的产业”。法院认可了一些经济分析证据，但指出最重要的证据依然是“非经济分析证据，……包括传统的证明被告勾结在一起的证据”。对于应当如何将间接证据(circumstantial evidence)，包括波斯纳提出的经济分析证据合理地运用于默示垄断协议的案件，并进一步对默示垄断协议作出合理的推断，美国法院采取了一个非正式的“计算标准”——由于错误的责任认定将制约促进竞争的行为，因此“由间接证据推导出来的结论，要根据原告的论据以及与推定行为有关的危险而有所不同。” [59]也就是说，原告的论据越充分、推定行为的危险性越高，越有可能认定默示垄断协议的存在。

　　因此，经济分析证据能否直接决定默示垄断协议成立与否尚存争议，但经济分析证据的明晰程度，可对法院的裁判结果产生重要影响。波斯纳提出的研究方法对于法院正确地认识经济证据的作用，探索运用经济证据的标准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