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尚宽先生认为，依中国台湾民法的解释，以直接效果说为正当。其理由如下：其一，从解除的文义观察，应以消灭合同的解释为适当。其二，因合同的解除溯及地使合同消灭，适合于当事人的意思。其三，依中国台湾民法第259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当事人双方有回复原状的义务，即必须回复于无合同的原来状态，与直接效果说相合。其四，从继续性合同的终止的反面解释，固有的解除应有溯及的效力。其五，如果说合同解除仅发生抗辩权，则于解除后未行使抗辩权以前，担保不因而消灭，从而担保权的设定人不得请求其担保的返还。又于合同解除前当事人的一方为债权让与，对于相对人为通知后，其相对人为合同解除时，仅发生对于让与人的抗辩权。但此抗辩权系于让与通知后发生，依中国台湾民法第299条第1项规定，不得对抗受让人，因而受让人尚保有债权。如此，将使当事人可以因债权让与而避免合同的解除，这显然不适当。其六，反对直接效果说的理由之一，是一旦因清偿消灭的债权更因解除使之消灭，理论上为不可能。但是，基于本来合同成立的债权，原有因解除溯及的消灭之虞，就这点看来，它属于尚未确定的债权，从而因清偿应消灭的债权亦非绝对的消灭，只是因合同解除才确定地溯及消灭，所以，在理论上并无矛盾。[6]郑玉波教授赞同此说，从两点加以阐明：其一，从中国台湾民法第 259条规定回复原状义务方面观察，与直接效果说相符。其二，从中国台湾民法第263条已经另外规定合同的终止方面分析，与间接效果说不合。由此两点，可知在中国台湾民法上，合同解除的效力，在使合同溯及的消灭，未履行的债务不再履行，已经履行的，发生回复原状的义务（在对方的角度观察，为原状回复请求权）。这在判例和学者的解释上均无异议。[4]（P362）例如，中华民国“最高法院”1934年度上字第3968号判决谓，契约经解除者，溯及订约时失去其效力，与自始未订立契约同；此与契约的终止，仅使契约嗣后失去其效力者迥异。[7]

　　需要注意，在德国民法上，近来的有力说被清算说取代。该说认为，合同解除的效果，并非由法律规定exlege发生，而是基于单方法律行为。解除权的行使，于双方的给付义务已经履行时，则建立了返还义务，解除权只是变更了合同的债之关系的内容，其债之关系仍然存在，因解除而在内容上变更为“清算关系”（Abwicklungsverhaeltnis）。 [5]（P530）如此，合同解除场合便难以回复到当事人双方未订立合同时的状态。

　　4 德国和中国台湾的侵权行为法领域的回复原状

　　在德国侵权行为法上，侵权责任的方式基本上为损害赔偿，其方法以回复原状为原则。这种意义上的回复原状，指重建赔偿权利人受侵害权利法益的原貌，如同损害事故未曾发生者然。[6]（P148）有过错地违反禁止规定而实施了私力行为和犯罪行为的占有人，对所有权人就任何损害负赔偿责任。这意味着 ——按照回复原状（Naturalrestitution）的基本原则——他应使所有权人回复到如同“在使其负赔偿义务之事由未发生时之状态”（德国民法典第249 条第1句）。即他须赔偿所有的——属于所有权收益归属内容的——为所有权人可能收取的收益，同时他还须返还那些对所有权人来说可能无法收取，而他却已收取的收益。[2]（P191-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