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规定同样是很荒谬的：如果中国共产党的专职书记应当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那么用人单位内的其它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的专职人员是否也应当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呢？是否也要适用劳动法来保护他们的权益呢？
⑶董事长、经理、厂长、高级技术人员不应当属于劳动法上的劳动者，但是我们的劳动立法也将之列为劳动法上的劳动者
董事长、经理、厂长这些人员在工作中行使的是“雇主指令权”，对其他劳动者有指挥、管理的权利，应认为是雇主的经理人或代理人。所以在国外，经理董事等是被视为资方代理人的（37），因此是董事长、经理、厂长这些人员不在劳动法上的劳动者范围之内的。
但是劳动部1995年309号文件即《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条却规定“根据劳动部《实施〈劳动法〉中有关劳动合同问题的解答》（劳部发〈1995〉202号）的规定，经理由其上级部门聘任（委任）的，应与聘任（委任）部门签订劳动合同。实行公司制的经理和有关经营管理人员，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与董事会签订劳动合同”。
请看我们的劳动立法的规定：签订劳动合同居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去签订？！我看不懂。
董事长、经理到企业中去任职，是与董事会也就是资方代表签订合同的，不是与企业签订合同的，此其一；其二，董事长、经理与董事会所签订的合同的内容是董事长、经理去经营、管理企业，董事长、经理、厂长这些人员代表资方行使“雇主指令权”，对其他劳动者进行指挥、管理；其三，董事长、经理、厂长与董事会所签合同的法律依据应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而不是《劳动法》，董事长、经理与企业所有者发生纠纷后，其解决纠纷的法律依据也应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而不应当是《劳动法》；其四，在企业中，董事长、经理是管理者，不是被管理者。综此四点，董事长、经理不应当属于劳动法上的劳动者。
高级技术人员等白领工作人员也不应当是劳动法上的劳动者，能给用人单位权益造成损害的绝大多数人也就是这些人员，这些白领人员与用人单位的关系应当更多地让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去调整，比如这些人员给企业造成损害所应当支付的违约金问题、赔偿损失问题、
（37）引自王立明《劳动合同立法研究》
与另外一家挖墙角的用人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等等方面的问题，就不应当是劳动法的调整范围。
第二、目前有大量的急需列入劳动法保护范围的劳动者，而我们的劳动立法没有将这些急需劳动法保护的劳动者列为劳动法上的劳动者。
⑴农民工应当属于劳动法上的劳动者，但我们的劳动立法没有将之列为劳动法上的劳动者。
前述李登发案中的农民工李登发、吴义清案中的农民工吴义清、汪海全案中的农民工汪海全等等，人民法院的判决均否认他们是劳动法上的劳动者，从而没有适用劳动法保护这些劳动权益被侵害的劳动者们的合法劳动权益。
作为一个整体，从比例上看，农民工在我国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已成为支撑我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农民工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已占到68%，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80%，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从数量上看，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亿人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大约2亿人（38）。
但是我们的劳动立法却没有明确界定这些迫切需要得到劳动法保护的、大约2亿人的劳动者列为劳动法上的劳动者，也没有明确规定他们在劳动过程中的劳动行为适用劳动法来调整。即使是前述国务院、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专门针对拖欠农民工的工资而作出的通知、文件和决定中，也还是没有明确规定要依据《劳动法》来解决拖欠农民工被拖欠的上千亿元的工资问题。
我们的劳动立法不将农民工列为劳动法上的劳动者，其最后的结果是这些近2亿人的农民工们的劳动合法权益得不到劳动法的有效保护。
⑵出租车驾驶员、保险公司推销员、“三送工”（送水工、送奶工、送报工）应当属于劳动法上的劳动者，但我们的劳动立法没有将之列为劳动法上的劳动者
《论“劳动者”主体界定之标准》一文列举了目前尚存争议的以下三种劳动者应当列为劳动法上的劳动者：
目前，在我国城市中存在大量的“三送工” （送水工、送奶工、送报工）， 若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受雇主指挥监督，如工作地点、工作时间由雇主单方决定、参加雇主组织的培训、工作业绩不良要接受处分等，则应视为具有人格上的从属性，宜认定为劳动法上的劳动者。
（38）引自国务院研究室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
我国现实中的保险代理人具有明显的人格从属性与经济从属性，应纳入到劳动法的调整范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