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依法维权需要付出的成本太高，程序繁琐，处理时限过长，而且付出巨额成本后许多权利不能得到维护，或者处理结果不能弥补其维权过程中付出的巨额成本，所以许多农民工不愿意通过劳动监察、劳动仲裁以及诉讼等合法方式解决劳动争议（45）。
基于此，有的农民工甚至选择了暴力手段或极端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跳楼、爬塔吊等。这些恶性事件，不仅直接威胁着农民工、用人单位老板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直接威胁着社会的公共安全和稳定（46）。
而在工伤案件中，根据劳工律师周立太的统计，从工伤性质确定，到提起仲裁，最后进入诉讼，平均需耗时近3年时间。 “这极大地增加了外来工的维权成本。”周立太认为，高昂的诉讼成本导致外来工不愿意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而很多老板则故意通过走司法程序来消耗外来工，逼迫他们私了（47）。
由此可见，劳动者在选择了劳动仲裁程序以后的维权是如何的艰难。
3、劳动立法缺陷对中国政府的影响
⑴若干年后的中国政府要为现在劳动者的养老问题而买单。
由于现在劳动立法存在的缺陷，有许多的用人单位拒绝给劳动者缴纳养老保险。以农民工为例：
据《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亿人左右（其中建筑行业的农民工已达3200万人）；如果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大约2亿人（48）。
1.2亿的中国流动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总体参保率仅为15%左右，而这些为数不多的参保者，也正纷纷退保。现有的“倒金字塔”型家庭结构，使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而依靠土地养老已不现实，建立社会养老
（44）、（45）、（46）均引自，《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追讨1千亿欠薪需3千亿成本》
（47）《珠三角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
（48）引自国务院研究室发布《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
保障体系，让农民工“老有所养”，将是必然选择。目前全国有2.5亿民工，其中流动的在1.2亿以上。如果按照每人一年拥有2500元的养老保险金，则每年都要积累6250亿元，10年至少6万多亿元（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