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令人担心的并不在此。一些企业视“廉价劳动力”为竞争的不二法则，对劳工的基本权利严重的忽视。他们把民工当成“自然资源”，似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工人一旦被解雇或“提前退休”，就意味着他们跟企业已经没有一点关系。而这无疑加快了现有劳动力大军的“折旧率”。出于当地GDP的考虑，政府也会在“恰当”的时候选择沉默（53）。
发展经济学所揭示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正在不断得到印证。低工资—→低教育—→低技术—→低劳动生产率—→高劳动淘汰率—→低工资。现在迫切需要的是要有一种力量打破这种循环，在目前的条件下政府是最为有力的。我们可以看看日本的经验。在上世纪50年代，日本的战后经济起飞主要靠的是廉价、肯干、守纪律的劳动力。但60年代初，日本主动放弃这一优势，寻求高工资、高福利、高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战略。这不仅使日本在经济上与欧美比肩后仍然有巨大的发展后劲儿，而且在进入人口老龄化之后，仍然维持着强有力的国际竞争力。虽然我们每天都在赞叹因为“放弃”而成功的人士，但是很少有人愿意在生活
（52）引自《全球化的大国迷路：中国真是巨大的受益者吗》
（53）引自《变化的现象，反思的信号——透视“民工荒》。
中模仿。我们的政策同样缺乏勇气（54）。
农民工的低工资和差待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政府和企业主的利益共谋造成的、并维持的。当地企业主靠着政府的保护，在国家产业链的最低端的情况下，没有动力去提高技术含量、进行产业升级、或者向中西部转移（55）。
而造成上述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劳动立法的缺陷，致使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维护，企业当然不用花费心思于技术进步、自主创新了。
⑵西方国家在享受中国超低劳动成本的同时却以此为借口对中国设置新的贸易壁垒。
在贸易壁垒种类中，除了关税贸易壁垒、技术贸易壁垒、绿色贸易壁垒之外，中国企业遇到了一个新的贸易壁垒：因不符合“社会责任国际标准”（SA8000）而在国际贸易中痛失订单的中国企业逐年增多。厦门市经发局负责人说，截至今年4月，先后有200多家厦门企业跌倒在这项新的贸易壁垒前（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