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放开处罚形式，但要严格控制法对行政处罚的设定。我们未来的立法要把控制重点落在“行政处罚的设定权”上，而不是停留在“行政处罚的形式”上。只要对处罚权的设定有所限制，形式相对放开也不会出问题。例如，我们只要规定“人身罚只能由法律设定”，就无需担心“人身罚”形式会被我国最高立法机关滥用，因为整个《行政处罚法》本身就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

　　[1] 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1996年3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3号公布，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

　　[2] 我国在制定《行政处罚法》时，就有人士作过统计，认为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有120种之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行政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讲话》，法律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第33页）。如果这一统计准确，那么在今天，“其他行政处罚”也该有120种之多。因为所有的行政处罚种类，除掉6种处罚，剩下的就是“其他行政处罚”。

　　[3] 这里的资料来自于浙江大学法学博士生陈林林的统计。

　　[4] （德）马克思：《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1页。

　　[5] 《行政诉讼法》第17条规定：“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6] 《行政诉讼法》第18条规定：“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提起的诉讼，由被告所在地或者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7] 由国务院于1990年7月29日颁布。

　　[8] 由国务院于1999年5月23日颁布。

　　[9] 有的法规不设“罚则”或“法律责任”之类的章目。

　　[10] 在这里，探讨“行政处罚”标准与探讨“其他行政处罚”的标准是同一个问题。

　　[11] 司法机关是实施行政制裁的主要主体，这恰恰就是英美法系国家行政处罚制度与大陆法系不同的一大特点。

　　[12] 我们在英美国家的行政法教科书中，想找到有关“行政制裁”的专门章节会是一种徒劳。其由行政机关实施的制裁被作为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主要形式“裁决”（Adjudication）所包含；由司法机关进行的“制裁”，则被司法审查制度（Judicial Review）所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