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认为，使财产权得以成立的根据是，“公意”。即，组成为政治共同体的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在人类形成社会契约，进入国家状态之前，人们只有对物的占有-他称这种状态为“最先占有权”。[⑤]在卢梭看来，正是由于公意的存在，才使原有的占有事实，具有了一种新的意义：正当、正义、公正。所以，这种占有成为权利。

　　“为了权衡得失时不致发生错误，我们必须很好地区别仅仅以个人的力量为其界限的自然的自由，与被公意所约束着的社会的自由；并区别仅仅是由于强力的结果或者是最先占有权而形成的享有权，与只能是根据正式的权利而奠定的所有权。”[50]-卢梭在这段话中的意思是：A、自然状态的自由是以个人的力量为界限，进入社会状态之后的自由以公意为根据；B、自然状态的财产只是享有权，它以强力为依据，或以最先占有为根据，进入社会状态之后，财产是正式权利，是所有权。可见，卢梭力求区分自然状态的权利与社会状态的权利，并且，他的论述中实际上表示，自然状态下人们对物只有凭借自己的力量的实际控制，而谈不上什么“权利”。

　　在人类形成国家之后，人们将一切权利交给了国家，国家根据社会契约而成为财富的主人。“因为就国家对它的成员而言，国家由于有构成国家中一切权利的基础的社会契约，便成为他们全部财富的主人……”。[51]-这里的意思是，A、国家根据社会契约而成为原先属于个人的财富的主人，B、一切权利的基础是社会契约。

　　所有权一经确定，既成为真正的权利，又成为对个人的限制。“每个人都天然有权取得为自己所必需的一切；但是使它成为某项财富的所有者这一积极行为，便排除了他对其余一切财富的所有权。他的那份一经取得，他就应该以此为限，并且对集体不能再有任何更多的权利。这就是何以原来在自然状态中是那样脆弱的最初占有者的权利，却会备受一切社会人的尊敬的缘故了。人们尊重这种权利的，更多地倒是并不属于自己所有的东西，而是属于别人所有的东西。”[⑥]

　　卢梭认为，形成社会契约之后，对同一块土地有两个层次的权利。首先，由于每个人都交出其原先的“占有权”，所以，作为共同体的主权者便成为每一块土地的主人；或者说，每一块土地都属于城邦共同体。其次，每个人都从共同体（主权者）那儿获得保护其土地的保障-其权利受到国家全体成员的尊重，并受到国家的全力保护以防御外邦人。两种权利的关系是：个人的权利从属于共同体的权利。“无论用什么方式进行这种占领，各个人对于他自己那块地产所具有的权利，都永远要从属于集体对于所有的人所具有的权利；没有这一点，社会的联系就不能巩固，而主权的行使也就没有实际的力量。”[52]“于是享有者便由于一种既对公众有利、但更对自身有利的割让行为而被人认为是公共财富的保管者，他们的权利受到国家全体成员的尊重，并受到国家的全力保护以防御外邦人”。[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