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所谓“法定”，其效力如何？物权法定主义之规范价值，在于借助强制规范来限制当事人法律关系之形成自由。此亦日本与我国台湾以禁止性规范来表述物权法定主义的意义所在。不宁唯是，法律规范必定指向某种法律效果，所以，仅仅规定某种行为受到禁止，该规范至少是不完整的，它还必须显示：如果规范被违反，所涉行为效力如何？就规范意旨而言，当事人既然不得自行创设物权，那么，此类行为就不能发生物权创设之效力，换句话说，当事人自行创设物权之行为在物权法上无效。不过，这并不表示，该当行为在任何情况下皆属无效。物权法定主义只存在于物权法领域，其所规制者，亦仅仅是私法行为在物权法上的效力。或者更明确地说，依据物权法定主义，相关行为只能被判定“在物权法上”无效，此领域之外，即超出了物权法定之效力辐射范围。由此推断，如果所涉行为具备其他法律领域（如债法）的效力要件，那么，它理当能够在相应法律领域获得效力。由物权法上的无效行为转变为其他法域的有效行为，在技术上需要借助转介条款方得实现，并且该转介条款必须是各法域的共通条款。在德国与我国台湾民法典，担当此项转介任务的是总则编中的法律行为“效力转换条款”（《德国民法典》第 140条、台湾民法典第112条）。（50）可见，物权法定之效力不仅在物权法上至关重要，它还关涉民法典总则编法律规范如何设置之问题。简单的“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之表述，除能够宣示某种政策立场外，似乎并不具有太大的规范意义。

　　（二）物权公示原则

　　草案第4条规定的是物权法另一原则——公示原则：“物权应当公示。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的人是该不动产的权利人，动产的占有人是该动产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据证明的除外。法律规定不经登记即可取得物权的，依照其规定。”（51）此处规定既明确了公示对象，且显示了公示之效力，在规范技术方面似乎避免了第3条存在的缺陷。然而，对于以下两个问题，草案给出的回答同样不能令人满意。

　　其一，所谓物权公示，其“公示”者何？对此，草案的态度极为明确：所公示者为物权（“物权应当公示”）。表面上看，此一规定无可非议：既然物权乃绝对权、对世权，除权利人以外的一切人都是义务人，那么，要求权利人将其物权以法定方式公诸于世自属顺理成章之举。不过，这仅仅是“表面上看”。物权公示原则虽源自物权绝对性质，却不是针对静态的物权状况而言，而是动态的“关于物权变动之公示原则”，（52）即，“在设立或者转让物权时，法律要求履行不同形式的公示方式。”（53）其缘由在于：“物权具有绝对排他的效力，其得丧变更须有足由外部可以辨认的表征，始可透明其法律关系，减少交易成本，避免第三人遭受损害，保护交易安全。”（54） 由此亦可理解，为何公示生效主义或公示对抗主义等立场，必在物权变动的语境之下方可获得意义。（55）不宁唯是，公示之缘由亦意味着，并非所有涉及物权变动者均须公示，毋宁说，应当公示者，惟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而已，其他非基于法律行为（如基于法律规定、私法事实行为或公法行为等）而发生的物权变动，则不以公示为必要。（56）可见，以“物权”本身为公示对象，不仅遮盖了不同公示效力之下物权变动的不同法律立场，并且，在“物权应当公示”原则以外，必将存在大量“不经公示即享有物权”之例外，而此类例外是否能够穷尽列举固然值得怀疑，即便能够穷尽列举，存在诸多例外的“原则”是否还成其为原则亦不无疑问。（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