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意图”之进入制定法，其规范意义在于，法律解释与法律适用必须受其拘束。所以，于立法者而言，明确规定“立法意图”的优点在于，它能够左右法律规范的基本走向，从而确保法律为自己所追求的目的服务。换句话说，“立法意图”条款乃控制法律规范意义之“总阀门”。显而易见，在维护立法者的权威地位方面，“立法意图”之规定虽然简短。却远较笨拙的“普鲁士式列举”来得高明。不过，法律为此付出的代价亦不可忽视。

　　当法律通过自身条款明确宣称，它是为实现立法者特定目的而存在时，其固然能够充分反映统治者的意志，却也意味着，所谓法律，不过是无自身独立价值的政治工具，根据政治目标之不同，立法者可以不受制约地为法律设定相应的任务。阶级斗争哲学盛行时期，我国法律的任务主要在于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41） 随着阶级斗争哲学的逐渐消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公式开始成为决定法律任务的主要依据。（42）于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合同法》负有“保证国家计划的执行”之责（《经济合同法》第1条），市场经济下的《合同法》则不再承担此项任务，而专注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合同法》第1条）；1995年的《担保法》被寄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厚望（《担保法》第1条），待到2005年的“物权法草案”，立法者已转而关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可以想见，只要“经济基础”建设任务发生哪怕是些微的变化，法律的任务亦必定随之转变。面对如此高度政策化的法律，法学即使有心为其科学性提供支持，恐怕也无能为力，更何况，此时“法学”自身的科学性亦值得怀疑。

　　法律规范以适用为目的，所以，其科学性虽然由抽象的法律理论提供，却必须受到具体法律适用的检验。“立法意图”之规定亦不例外。且不论法官面对个案时是否有能力判断，何种判决将有利于“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此处单论相对简单的“充分发挥物的效用”之问题。既然“充分发挥物的效用”乃物权立法目的之一，那么，法官做出的判决就必须能够体现该目的。因此，对于任何物权纠纷，法官都必须追问：何谓“充分发挥物的效用”？物权人是否有义务“充分发挥”其物的效用？倘若物权人始终拒绝将其物投入使用，是否将因其未能“充分发挥物的效用”而招致不利后果（如导致失权）？当事人 “充分发挥物的效用”之能力得否成为法官判决的依据？等等。窃以为，纵使法官具备判断何谓“充分发挥物的效用”之能力，上述问题亦无法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若是做出肯定回答，不仅意味着，每一个物权人都必须具备判断以及践行物的最佳利用方式之能力，并且，充分有效地利用其物将成为物权人之法定义务。显然，即便是立法者，亦不可能对此等局面表示认同。但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不仅法官判案可能因其未遵循法律规范而受到合法性质疑，更重要的尚在于，“物权法草案”第1条所规定的“立法意图”将变得毫无意义。可见，就法律适用而言，物权行使自由与“立法意图”之维护二者不可得兼，而立法者的旨趣亦在取舍抉择中得以显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