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物权法定与物权公示两项原则固定为实证法规范，这一做法本无不可，日本与我国台湾地区即其前例。问题在于，“物权法草案”似乎颇有画虎不成之嫌，其相关规定或者几乎不具有规范品格，或者被错误地表述了规范构成。实际上，上述两项原则均非必得专列条文而置于总则，《德国民法典》即通过各具体规范加以体现。考虑到提取“公因式”之作业本就难度极高，（66）如果“物权法草案”制定者无法在短时间内理解必要的法律理论，放弃在总则部分概括规定物权法定与物权公示两原则的想法，也许是较为明智的选择。

　　五、结语

　　关于立法与法律科学之关系，雅科布斯指出：“在通过所谓国家行为即‘立法’而进行的法典编纂工作中，应将完成立法工作即颁布立法成果之外的任务都交给科学界，而这只有通过在法的制定及完善方面，对立法活动所体现的国家意志设定界限的办法实现。”（67）通过法学限制立法者的意志，雅科布斯认为，这正是《德国民法典》编纂的“真正特点”。（68）遗憾的是，上述“真正特点”似乎并未体现于“物权法草案”当中。就本文所讨论的草案第一章而言，我们看到的恰恰是截然相反的景象：法律制定者的意志获得了绝对支配地位。其根本表现即在于，法律制定者不仅几乎在任何问题上都无需顾及法律理论之脉络，可以随心所欲地将其想要的内容写入草案，甚至，它还试图通过制定法来控制法律理论的发展。

　　制定法的科学性必定来自于法律理论。在我看来，“物权法草案”第一章自反面印证了该判断的正确性。本文讨论表明，由于法律理论未得到必要的尊重与遵从，第一章各项规定既在精神气质上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宣言化倾向，亦充斥着诸如规范体系紊乱、制定法僭越法律理论、规范构成被错误表述等大量技术问题。窃以为，若是依循法学标准，第一章内容除了悉数删除，别无其他补救措施。否则，此等规定之集合，与其被冠以“物权法”之名，不如直截了当地称为“财产政策”来得贴切。

　　注释：

　　①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页10-11.对于萨维尼是项见解的出色诠释，参见霍尔斯特？海因里希？雅科布斯：《十九世纪德国民法科学与立法》，王娜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②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征求意见的通知”，资料来源：http： //www. npc. gov. cn/zgrdw/common/zw_html. jsp？ id=339450，访问时间：2005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