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总则乃“共通适用之法则”，那么，总则之“一般规定”就更是共通法则之共通法则。因而，能够令法律制定者为其抽象能力感到自豪的，远不止于“总则”编的超长篇幅，尚在于，“物权法草案”拥有“双重公因式”——作为“公因式”的总则被再次提取了“公因式”。此“公因式”之“公因式”，即为第一章的“一般规定”。在法典体例上，《德国民法典》因其首创“提取公因式”的“总—分则”编制而影响深远。若能以此为基础，通过“双重公因式”之提取而令立法技术更趋精密严谨，于我国法律体系之科学化必居功至伟，于法律理论亦不失为重大的学术贡献。

　　不过，“提取公因式”之立法体例固然颇具吸引力，惟其中所存困难与风险亦不可忽视。一方面，这种立法体例要求“立法者对法律材料做非常深入的研究”，⑥ 唯有如此，立法者才有可能抽象出真正属于共通性规范的内容；另一方面，法律规范的适用范围越是广泛，其抽象程度就越高，内容的空洞程度亦随之增强。在制定法中，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法律规范本就属于抽象条款，“公因式”之抽象程度自然犹有过之，因此，“总—分则”的编纂方式虽能收提纲挈领而节省立法资源之效，却亦时刻面临着意义空洞甚至切断规范意义脉络关联之危险，须谨慎为之。⑦ 更有甚者，若是为追求概括而不惜过度抽象，则不仅可能需要付出法律规范体系紊乱之代价，其本应有的节省立法资源之利亦将不复得见。毫无疑问，此类危险更加存在于作为“公因式”之“公因式”的“一般规定”当中。

　　（二）草案第一章的体例缺陷

　　物权法属于私法，私法的一般规范自然对其有所适用，但这并不表示，它们必须被写入物权法并成为“公因式”之内容。“物权法草案”第5条（“四稿”第6条）规定：“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笼统而言，条文内容不能算错，⑧ 问题在于，岂止物权，任何权利的取得与行使皆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亦不得对他人造成不当侵害。换句话说，该条内容本应属于一般性的私法权利行使原则，而我国学界亦确实已将《民法通则》第7条等相关规定解释为权利行使的“公共利益原则”⑨ 或民法基本原则中的“公序良俗原则”。⑩“物权法草案”在此重复规定，实无必要。类似问题亦见之于草案第7条：“权利人享有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害物权。”（11）权利之不可侵本属权利题中之义，法律不必为此专作宣言。即便法律制定者基于某些现实因素考虑，认为此等宣言有其必要，物权法亦无需多此一举，因为《民法通则》第5条早已有一般性的明确规定。由此可见，就法律体系而言，“物权法草案”第5、7条之弊至少有二：其一，无谓地将一般性的私法规范、甚至非法律规范转化为物权法规范，造成规范体系紊乱；其二，无谓地重复立法，导致立法资源浪费。显然，这些弊病恰与“提取公因式”的初衷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