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纵然制定法不会阻碍学术发展，或者，纵然学术发展之代价值得付出，“物权法草案”所规定的调整对象亦无意义。界定物权法之必要，端在将其与同属财产法的债法相区分。“物权法草案”第2条第1款的内容是：“本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财产关系。”据此，借以划定物权法领域的因素无非有二：一是“平等主体”，二是“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财产关系”。若以“平等主体”立论，债法所涉领域何尝不是“平等主体”之关系？显然，该因素于区分物法和债法无能为力。后一因素遂成关键。物债二分之立法体例，乃德国民法典之鲜明特征，（26）其区分根据，则在物权“对物”性质与债权“对人”性质之别，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其他效力差异。（27）这表示，确定物法与债法的界域，须自物权与债权的效力比较入手。表面上看，“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财产关系”之界定所依凭者，亦为物权的“对物”性质，故与传统做法相去不远。但这不过是一种外行理解。法律理论上，所谓物权的“对物”（in rem）性质，是指物权直接存乎物上，从而表现为绝对性与对世性，不似债权般针对具体的相对人。可见，它决不是说，“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者，即为 “对物”之权，否则，法律制定者将如何解释买卖（“因物的归属”而产生的财产关系）、租赁（“因物的利用”而产生的财产关系）等法律关系的性质？在我看来，草案试图以规定调整对象的方式来界定物权法，该思路看似与《民法通则》一脉相承而体系协调，其实却将制定者基本法学素养之匮乏暴露无遗。

　　（二）物权的概念与分类

　　主导法律起草者不必都具备深厚的法学素养，只要他对于法律理论表现出足够的尊重，高质量的立法亦非没有可能。与第1款相比，“物权法草案”第2 条第3款似乎堪称尊崇法律理论之典范，因为此处所规定的物权概念与分类，正是吸收了我国物权法学说的结果。可惜，问题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关于物权定义，有关注其“支配性”者，有强调其“排他性”者，亦有突出其“绝对性”者，凡此种种，不一而足。（28）以各种定义为基础，又形成物权性质的“对物关系说”、“对人关系说”与“折衷说”等不同主张。多年以来，各种学说相持不下。究其根本，盖因它们皆有其擅长之处，彼此无法相互替代。其中，“对物关系说”的实质在于，通过强调物权的对物支配性来区别于其他财产权：“对人关系说”则借助“一切权利（法律）关系皆为人与人之间关系”之观念，突出物权之对世与排他性质：“折衷说”虽较为全面，却因包含多项种差而难以成为理想的定义方式。无论如何，物权的性质必定是一个没有正确答案的纯学术问题。此时，制定法不论采纳何种学说，都意味着借助公权力遏制其他学说的发展，从而造成制定法僭越法律理论之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