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案第2条第2款亦存在此等体例问题。只不过，第5、7条导致规范体系紊乱的原因在于，它们将本不属于物权法领域的内容强行拉入，第2条第2款的问题则与之相对，“物”的概念本应得到详细界定，此处却语焉不详。

　　物债二分的立法体例下，“物”的概念界定至为重要，它将影响到整体法律体系的建构以及具体法律规范的设置，是以，所有认可物债二分的立法例，都必须对“物”做出规范界定。“物权法草案”第2条第2款的内容为：“本法所称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表面上看，它确实意在对“物”（“物权的客体”）进行规范。在本条前款规定“调整对象”时出现“物”的概念后，旋即于次款对“物”做出界定，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让规范结构显得紧凑。（12）但是，令人费解之处亦在于此。“物”之需要界定，在于澄清：作为物权之客体，它与其他权利客体有何区别？其用法与日常用语又有何不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德国民法典》兼采定义与划分这两种概念界定的基本方式，我国台湾民法典则“采用瑞、俄之先例，不立物之界说，仅规定动产、不动产、主物、从物、及物之孳息等，以明示其意义与范围”。（13）“物权法草案”第2条第2款未给出“物”的定义，似更接近于我国台湾民法典之做法。但是，草案除以例外方式认可权利亦得为物权客体外，仅对“动产”与“不动产”做了区分。显而易见，它远不足以起到“明示其意义与范围”之作用。问题因而在于，“物”的概念既不触及意识形态禁区，亦无抽象晦涩之顾虑，更不存在难以克服之技术障碍，为何法律制定者却点到即止？鉴于“物”之重要性，当可排除立法疏忽之可能，那么，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法律制定者认为对“物”做出规范界定并不是物权法的任务。

　　几乎所有采取“总—分则”编制的民法典，皆仿德例置“物”于“总则”编当中。由是推断，我国亦同此思路。因循先例往往是较为稳妥的做法，因而，尽管我国学界几乎未对这一立法体例的合理性展开讨论，似乎亦不至于有太大的问题。不过，简单的亦步亦趋本就难免东施效颦之弊，若是想要效法之前例又非无可商，我们就没有理由不慎重对待了。（14）如果认可物债二分，那么，债权（对人权）的客体就不会直接存在于特定的“物”上，而只能是“另一人积极的自由意志”（15）或称“他人的特定行为”，（16）换句话说，“物”仅仅是物权的客体而已。所以，虽然“物”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具有一般意义，但在法律技术上，它却不能成为所有财产权——更不用说所有权利——的共通客体，将其作为“公因式”提取，实在有违规范体系。（17）就此问题，梅迪库斯在评论《德国民法典》的体例时亦指出：“在许多情况下，第93条及以下条款的意义，只有在物权法规定的背景下才能显现出来。……由于对物的规定作了这种人为的分离，因此总则编对权利客体的专门规定，可以说是一般化尝试失败的典型。”（18）这意味着，将“物”之规定置于未来的民法典总则编，无非是对他人错误的简单重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