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所谓“公示”，其效力如何？与物权法定主义规范不同，“物权法草案”明确规定了物权公示之效力：除有相反证据外，“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的人是该不动产的权利人，动产的占有人是该动产的权利人。”就其表述而论，此处所规定者，乃物权公示之“推定效力”。只不过在立法技术上，用以表达可被推翻的推定者，乃具规范效果之语词“视为”，而一般不会使用单纯的描述性联结词“是”来担当此任。要求“物权法草案”制定者具备区分描述语言与规范语言之能力，这也许过于苛刻，但无论如何，物权公示之效力内容必须被合理地概括。将公示效力仅仅归结为权利享有之推定，这是“公示对象为物权”之立场所导致的结果。然而，物权公示效力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权利推定”，甚至，其主要效力亦不在于此。一方面，物权公示至少能够产生物权让与、权利推定与善意取得三项效力；（58）另一方面，如上文所述，物权公示原则乃为动态的物权变动而设，其主要效力亦理当发生于物权变动场合，即，物权让与效力位居物权公示各项效力之首。至于静态的权利推定效力，其发生原理则在于：“由于法律行为方式的物权变动，与占有之移转以及土地登记簿之变更紧密相联，则占有状态以及土地登记簿之登记状态，与实际权利关系相吻合的可能性就极大。”（59） 并且，该效力的意义主要体现于诉讼程序当中。（60）可见，权利推定不过是物权公示的派生效力，既无法与物权让与效力相提并论，更不可能成为物权公示之惟一效力。

　　另外，“物权法草案”将物权公示问题规定于总则，显然是认为，它位居物权法共通规范之列。是否足当“公因式”之任，断乎公示效力于各种物权变动场合是否具有充分的共通性。日本法上，物权变动概以公示对抗为原则，我国台湾地区法则概以公示生效为原则，它们抽取物权公示为共通规范而置于总则，均无不妥。我国“物权法草案”则有不同：其间既有貌似公示生效者；（61） 亦有公示对抗者；（62） 即使公示对抗，仍然存在例外规定；（63）甚至，登记还可能于物权变动之效力无关，其意义仅仅在于造册备案；（64）除此之外，尚有某些规定只宣示性地声称“应当”登记，却未显示登记与物权变动效力之关系。（65）可以想见，面对如此繁复的登记立场，如果还非要从中抽取出“公因式”，那么，即使该“公因式”未被错误表述，也必定是毫无规范价值的废话。